上海女人的妖与上海男人的小(图文)
这令人想起陆晨（顶马主唱，主要词作者）的一个段子：他以前喜欢在舞台上脱裤子，有一次有个姑娘对他说：您老人家还是穿上吧，全上海姑娘都见过啦，介小！
（图注：专辑《谈钞票伤感情，谈感情又伤钞票又伤感情》上海首发现场。图片由作者提供）
意大利情色大导演丁度·巴拉斯有部片子，一个性感美女路遇露阴狂，她先是猛然一怔，随后淡淡一笑，毅然撩起自己的裙子——里头没穿内裤——以牙还牙，以阴对阴，反而把那变态佬给吓得缩头转身逃走。这样的豪放之举乍看是女性主义身体解放，但仍然属于男性中心视角对女性的窥阴。而顶马则提供了一个更具打击力的手段——不是对抗，而是无视，侬so small，阿拉so cool！
顶马的小清新原来是“介小”的小清新。《介小》塑造了一个中国文艺史从未出现过的光辉形象，这是上海女人的一座丰碑。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
且慢，你看我也难免像李承鹏那样爱用全称判断，也跟着开口闭口“上海女人”了。但是，为何“上海女人”这个名头经常被人挂在嘴边，明显比“台湾女人”或“北京女人”、“广州女人”多得多？“上海女人”究竟有什么资格和资本形成某种特殊的自足的共性，并屡屡被用于全称判断？“上海女人”何以成立？
只能一言以蔽之，因为上海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发源地和特区。我刚看完一本牛逼的书，又把它转送给了陆晨。这本书是美国学者叶凯蒂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和娱乐文化（1850—1910）》，名妓居然与知识分子并称为晚清中国的现代性主体。
在电影女明星之前，名妓身上寄寓了方兴未艾的中国都市文明。尽管顶马所歌唱的上海妓女当然不复百年前的光华，而流于艳俗廉价，但《进来白相相》是以妓女的口吻和视角歌唱和调侃，所谓“一块五一趟三块钱包夜”与其说贬低了妓女的身价，还不如说是挖苦了爱占便宜、小气的上海小男人——与“上海女人”相比，“上海男人”似乎必须添上一个“小”字才足以成立。以至于春晚要特意为全国人民塑造了巩汉林这样一个经典的上海小男人形象——尽管巩汉林是个沈阳人。
同样是在《到底是上海人》中，张爱玲说她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公婆有理，男女平权”。她解读说：一向“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罢！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罢！——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
顶马是从“疲乏的放任”发展为肆无忌惮地、对于上海小男人的自嘲。上海小男人的小，终于不幸落到了JJ上。摇滚乐根深蒂固的阳物崇拜，笼罩在上海女人遮天“避”“日”的阴影底下。
顶楼的马戏团对于中国摇滚的特别意义，不仅仅在于唱方言，更不仅仅在于俚俗恶搞，而在于他们构建了一个摇滚阳具的反面乌托邦——在这里，阳具面临着被嫌弃被阉割的危险——他们时而佯装变本加厉的摇滚厌女症佯装咬牙切齿地去报复，时而又缴枪投降自灭威风，摇滚乐的雄性浪漫主义英雄主义情结不断被戏剧性解构，顶马自觉地脱下摇滚乐的铁血盔甲，把自己还原为小人物或者主动去扮演各色小人物，尤其是自觉地代言了“上海小男人”。
在2003年的《最低级的小市民趣味》专辑中，有一首命名为《陆晨》的歌堪称中国摇滚脏歌之最，陆晨在歌中满不在乎（而不是歇斯底里）地用上海话骂遍了女人（形形色色的脏话，最后一个字都是“逼”），在《想象》一歌中又无聊而下流地恶搞了约翰·列侬。因为这两首歌，该专辑被没收销毁，只剩下一百多张留存于世，从而一举成为中国摇滚史的最佳收藏品之一。这两首歌都貌似典型的性别歧视朋克歌曲，但是我们似乎更应该从反道德的意味上去理解，也就是说这并非厌女症的疯狂发作，而只是对语言和道德的极端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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