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女人的妖与上海男人的小(图文)
小清新这个词时兴也有好些年了，但好像直到2013年，它才从一个音乐亚文化术语一举变成一个更宽泛的社会文化概念。
比如，当李承鹏老师撰文称台湾女人“朴素、不化妆、不提名牌包”，这就是一种大中国的小清新视角——将浮光掠影的表象大而化之。台北的化妆品商家似乎应该召集西门町的日系少女和东区的辣妹，游行抗议大陆大眼哥抹黑台北化妆品业。台湾女人深受日系文化影响，至少台北女人应该很懂化妆而不是不化妆吧。
一年前的今日，被陈升带去台北某摩天大楼顶层的酒吧，那栋楼楼下还有好几家迪厅酒吧，浓妆辣妹鱼贯而出。而大楼外据说就是台北最著名的“捡尸”现场。所谓“捡尸”，就是开个跑车到这儿捡烂醉如泥的辣妹回家。
我是想说，有各种各样的台北女人，乱花迷眼目不暇接。这个时代越是分崩离析碎片化，越是需要全称判断去简化和把握，只不过一针见血的少，盲人摸象的多，而我们也很难再像当年白先勇那样写本书命名为台北人了，要像张爱玲那样再用一千字写一篇上海人更不容易。然而我们还是不得不参照张爱玲七十年前的精准判断，来比较今天的上海人：
“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
张爱玲接着有一句经典妙语：“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
如此说来，如果非要给台湾人戴一顶小清新的花帽子，那么上海人就只能被当做满脸油汗的“老混沌”了，而一旦老混沌要搞小清新，甚至号称自个是小清新，这事儿就闹大了。
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摇滚乐队“顶楼的马戏团”每一张专辑都会换一种风格，甚至是换一种音乐类型。这回改玩小清新，他们给新专辑写下一句小清新台式国语宣传口号：“你造吗？我们宣你们恩久了！你造吗？顶马是有多努力！你造吗？顶马又出新专辑了也！”他们用烂俗的语言无耻地宣称：“这些歌就像美丽的花朵一样，散发着清新的气息和爱。”
这张专辑叫《谈钞票伤感情，谈感情又伤钞票又伤感情》，还是延续了三年前专辑《上海市经典流行摇滚金曲十三首》的路子，只不过十三首一举变成三十首，并增加了很多旋律可口怡人的小清新民谣。但顶马的搞怪本色没有变——只不过这怪并不需要怎么刻意去搞了，日常生活的怪形怪状无处不在，你只需像顶马一样，用更平和从容的方式去发现其光彩。
如今小清新都臭了大街了，当一不留神小清新沦为下三滥，顶马却逆流而上，把下三烂一举化为小清新。听一首下半身小曲儿吧，这首《介小》当真“介小”（上海话“这么小”，发音为“嘎小”）。歌也介小，简简单单的吉他女声弹唱，末了加上陆晨添油加醋的伴唱。然而如此明媚如“一米阳光”、慵懒如小猫的小清新谣曲，竟然是一首关于露阴狂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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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侬是个漂亮女人
侬正好勒海做事体
突然从旁边窜出一个人
一记头撩开了大衣
伊拉下了裤子拉链
从里向掏出一只东西
一面孔兴奋个表情
想看侬会有啥反应
比方讲侬会急叫一声
比方讲侬会骂伊下作
比方讲侬会马上逃脱
比方讲侬会打手机报警
但是侬一动勿动
仍旧勒做侬个事体
眼睛里看也勿看伊
面孔像一块铁饼，侬讲：‘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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